這個世界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嗎？你我活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子？阿珐以創作模擬真實自我的假面，站上舞台表演，演到有時候忘了自己在演，隔了一層的傷害還是痛。為了心中的烏托邦，她以音樂為武器，召喚大家行動—別害怕未知的事物，這世界比你想得更遼闊！

無論是音樂、影像或文字，顯然樂隊走的都是唱反調的野路線，身為樂團首腦和發動機的主唱、吉他手的阿珐自稱「外星公主」，與三個「男性人類」鼓手小杜、吉他手奕夫、貝斯手子瑄共組樂團。顯然樂隊從單曲〈低賤的人〉到今年推出首張專輯《我最討厭搖滾樂》，近期舉辦「低賤的影像創作大賞」引發網路爭戰。「網路酸民認為我們態度很差，但為何要跟搖滾樂團談態度？徵件事件引來很多人把我們想像成主辦單位，但我們只是搖滾樂團。因為一個人搞錯，接下來一堆人搞錯，開始瘋狂人身攻擊，其中還有樂團圈有頭有臉的女生。」這件事與她成長經驗的舊傷重疊，阿珐心情大受影響 ，好幾天沒有睡覺。「國中時曾被女生排擠，女生總是知道怎麼很準確地讓我受傷，那段時間我非常憂鬱。這次事件也一樣，我從頭到尾都是用欣賞、崇拜的目光注視那位樂團圈有頭有臉的女生，曾為買到她的二手衣而開心，這次被她人身攻擊我哭了兩天。」

模擬真實的自已，迎面各種拳打腳踢
或許是曾被深深傷害過，阿珐的眼裡混合了易碎與憤怒，為了自我保護，她塑造了一個模擬真實自我的假面具，登上舞台——這層面具是盾牌，幫她稍稍擋下外界的攻擊力道，避免真實的自己被言語的劍刺傷。「大家都忘記了我在演，演到有時候我也忘了自己在演。我知道自己算蠻激進的，是一個新的形象，一定會有人討厭我。我每天都要跟自己講十次：『人類害怕未知的事物。』為自己打氣。保護自我有兩種做法：一種是裝瘋，另一種是抽離、劃清界線，大家把我當成一個精神失常者對我來說比較OK。」

而現實世界裡的阿珐，今年25歲，南藝應用音樂系畢業，目前是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生，在混亂中掙扎，在憤怒激進與包容理解之中反覆確認自己的狀態。「我躲在同溫層裡很舒適，可一旦要號召發起事件時，就要迎面各種拳打腳踢，但不能不去做。做這些事的動機，是為了心中的理想——到山上或海邊或小島，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，成立烏托邦公社，擺脫原本社會規訓的這一套。很多理念我可能講一千次，只要能讓20個人聽了認同就可以。有人問我怎麼不成立一個宗教？宗教是心靈的寄託，我比較想要先讓大家有行動的理由，音樂是我的武器，是我用來召喚大家行動的工具。」

性別被我們藏在最深之處 
阿珐一步一步勾勒出心中的烏托邦／異托邦。「我爸媽都是老師，像他們這樣的中產階級退休後選擇到鄉下買一塊地，過田園生活，因為那裡和他們小時住過的地方很像，我說你們辛苦了一生，只是為了回到啟程的地方嗎？我覺得很震撼，人類整個文明，應該要回去，我比較傾向嬉皮主義的想法。人在哪裡、做什麼其實不是最重要的，重點是社會制度。」比起很紅或很有名，阿珐比較希望大家相信她說的：「這個世界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樣」。阿珐反貨幣制度、反國家制度、反婚姻制度、反任何讓人類穩定的制度，在她眼裡，人類被規訓地太徹底了，甚至連性別和情感都被制約了。「人與人之間，大家往往會先聊電影、聊音樂、聊各式各樣的事情，一直到最後一步，才願意談性別這一塊。我自己是無性戀，但我不會主動去講，很多男生聽到會問：『你有跟人做愛過嗎？』 這類出於觀奇心態的問題，而這種不至於造成傷害的話，就是平庸的小惡，在被問了一千次之後，也會在我心上留下了一道刻痕。我看過很多很強的藝術家，最後把自己保護在次文化圈裡，或躲在很遙遠的地方與世隔絕，這跟我們把自己的性別藏得這麼深有一點像。世界不是刻意要讓我們受傷，只是總有一些人自以為自己對，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。你如果覺得自己對到不行，那你一定是錯到離譜。」

性別解放需伴隨其他霸權的解放
談到性別議題，阿珐認為現在最需要解放的是深入人心的性別刻板印象，而這需伴隨其他霸權的解放，才有可能達到完全的勝利。「搖滾樂、龐克樂出現後，音樂的技術霸權已經被解放，現在影像的技術霸權也在被解放的過程，我相信多元創作最終能幫助性別的徹底解放。」多元的創作、不同的聲音是社會改變的契機、進步的動力。「我想要帶多一點的人跟我一起走，在我還在城市裡、還在人群中、還在廣場上的時候。活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沒有答案，雖然厭世但暫時不會死掉，先不想哲學層面的問題，既然離死亡還有一段時間，在那之前可以做什麼？如果有冷凍技術，我要把自己冷凍起來，如果可以把意識數位化，我就要這麼做。」這位外星公主說，等到了那個時空，活著的定義一定和現在不一樣，比起享受現世的幸福，她更想看看遼闊的世界，讓自由的本性帶著她飛翔。

■文／Jessin Tu‧攝影／ 伍豪

本文轉載自LEZS30〈音樂是我的武器—顯然樂隊主唱/吉他手 阿珐〉。